张居正后人(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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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1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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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张居正后人,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?
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家中妻妾等女眷的下场也十分悲惨,比如被送去教坊司成为乐籍,就是她们最害怕的处罚之一,因为她们将遭受巨大的折磨和屈辱。
先讲一个关于官员被抄家之后,其妻妾遭遇的故事,这个官员就是铁铉。
建文元年,靖难之役爆发,建文帝朱允炆派遣李景隆率军数十万出征,当时作为山东参政的铁铉负责督运粮草。
建文二年四月,李景隆在济南城外战败于朱棣,随即逃走,济南因此被朱棣围困,当时济南城中只有都指挥盛庸的几千兵力,形势十分危机。
铁铉得知这个消息后,认为济南非常重要,不能轻易失去,于是来到济南城,与盛庸歃血为盟,准备死守济南城。
当年八月,朱棣亲自来到济南城下,用箭向城内射了一封信,信的大致内容是劝说铁铉投降,朱棣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他跟铁铉交情匪浅,他不希望自己的老朋友跟自己作对。
但是,铁铉是个忠君爱国之人,他在朱棣发动叛乱那一刻起,就与朱棣一刀两断了,因此当他看到朱棣的信之后,就回了一封信,信上什么也没说,只是附上了一篇叫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文章。
铁铉的意思很明确,那就是劝说朱棣向周公辅佐文王一样辅佐建文帝,不要当造反的谋逆之臣。
朱棣铁了心造反,自然不会轻易听从,于是下令攻打济南城,但铁铉带领全城百姓严防死守,朱棣攻打了三个多月,都没能攻克。
后来,朱棣想到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掘开黄河大堤,用水攻的方法迫使铁铉投降,铁铉得知这个消息后,便决定采取诈降的计策,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杀掉朱棣。
为了让朱棣相信自己是真的投降,铁铉一方面派遣使者去朱棣大营投降,另一方面又安排大量百姓在城楼上哭泣,大喊“济南城快被淹了,我们就要死了”。
为了将戏演足,铁铉还将防御工事都拆除了,士卒也都下城楼修整,一副彻底放弃抵抗的样子。
那时候朱棣认为大军十分疲惫,如果济南城久攻不克,必将影响军心,便决定接受铁铉的投降,亲自率军入城受降。
到了约定的日子,朱棣带着少部分人马大摇大摆地进入济南城,但他不知道的是,铁铉早就在城墙上埋伏了一千多壮士,并安置了大量千斤闸。
当朱棣骑马刚进入城中,壮士们就放下铁闸,许多将士被砸死,朱棣的宝马马头也被砸烂,他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,于是赶紧换马逃出城去,好在他反应及时,要不然他就死于铁铉之手了。
朱棣出城之后,愤怒地下令向济南城开炮,铁铉部下死伤惨重,后来城门被大炮给炸开了,朱棣就要带兵入城了,这时候铁铉出现在了城墙上,他大骂朱棣是谋反的罪臣,还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在城墙上,朱棣只得下令停止炮击。
后来,铁铉又组织人力加强防御,修复破损的城墙,将大量朱元璋的画像、灵位悬挂在城墙各处,并召集人马对朱棣大军进行偷袭,导致朱棣频遭失利。
对于铁铉的表现,“燕王(朱棣)愤甚,计无所出”,这时候姚广孝就建议朱棣,先撤回北平再从长计议,朱棣听从他的建议,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铁铉竟然带兵追击,杀了他不少部众,还收复了德州!
自那之后,朱棣就再也不敢跟铁铉作战了,而后他又听从姚广孝的建议,绕开济南直取南京,然后回过头来再收拾铁铉。
建文四年,朱棣攻克南京并登基称帝之后,反手就率军北上攻打济南,此时铁铉虽然贵为建文帝的兵部尚书,但奈何他手上并没有多少兵力,在抵抗了数日之后,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遭受失败,城中大量兵民被屠杀,他本人则被朱棣俘虏。
朱棣将铁铉带到南京,先是劝说他投降,他誓死不从,也不跪拜朱棣,还对朱棣破口大骂,朱棣愤怒地下令割掉他的耳朵、鼻子,煮熟之后塞入他口中,问他是何滋味,他毫不畏惧,还大声对朱棣说,忠臣孝子的肉,怎么会不好吃呢?
朱棣就更加生气了,便让人架起一口油锅,还对铁铉说,你活着不愿意跪我,把你炸成骨头灰,看你跪不跪我!
说完,朱棣就让一个太监把铁铉推进油锅中,突然一声爆响,热油从锅中飞溅而出,烫得那个太监不停叫喊,而铁铉则很快就炸成了焦黑的骨架,但依然保持直立,没有向朱棣跪拜,真可谓铁骨铮铮!
铁铉是回回人,却成为大明朝的忠臣,打开城门投降的李景隆之流与之相比,简直是猪狗不如,如果当初建文帝能重用铁铉,或许就是另外一副光景了,但历史没有如果,铁铉为了忠义殉葬,注定被载入史册,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。
铁铉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六岁,他死之后朱棣依然没有消气,决定对他的家人实施处罚。
不久后,朱棣下令将铁铉抄家,父母发配到海南,交由军队兼管,大儿子充军,小儿子发为官奴,后来被折磨致死。
不仅如此,铁铉三十五岁的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也受到牵连,被朱棣下令发配到教坊司成为乐户,专门供人玩乐。
杨氏在教坊司受尽折磨,最终早早去世,她的两个女儿逐渐长大之后,本应该成为娼妓的,但她们誓死不从,朱棣听说这事之后,就下令将她们释放,恢复平民籍贯,嫁给两个读书人为妻。
除了铁铉之外,当时还有很多大臣的女眷被发配到教坊司为官方妓女,比如齐泰和黄子澄的妻女,再比如茅大芳的母亲,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,依然被送到教坊司。
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,送教坊司;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,送教坊司,张氏旋故。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。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,着狗吃了,钦此。
所谓教坊司,其实就是礼部下属的一个部门,专门负责给皇家表演舞蹈和音乐,但这些演员都是奴籍,地位低于平民。
在教坊司中,有这么一群人,被称之为乐籍,其实就是教坊司开办的娱乐场所中出卖肉体的服务人员,多是女俘虏或者犯官女眷担任,朝廷让她们对外接客,赚取的钱财则全部被朝廷拿走,是一个不花本钱还一本万利的买卖。
女人一旦来到教坊司成为乐籍,那真是悲惨之极了,她们不得不无偿提供服务,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,吃不饱、穿不暖,生病了也没人管,这就导致她们寿命普遍较低,而且死之后连口棺材都没有,甚至会被送去喂狗。
不仅如此,一人为乐籍,子女也全部都是乐籍,也就是世代为奴为娼,除非朝廷下旨赦免,否则永世难以翻身,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。
前文提到铁铉的两个女儿被赦免,其实是很少见的,因为那时候朱棣气消了,觉得铁铉是个值得敬佩之人,便多次当着大臣的面夸赞铁铉,还主动过问铁铉的家眷,铁铉的两个女儿这才被释放。
一般而言,只要成为乐籍,基本上就很难翻身了,她们在教坊司生下的孩子,可能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,孩子长大后继续从事她们的职业,重复着她们的悲剧。
当然了,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其女眷除了被发送教坊司为乐籍之外,还有很多处理方式,主要有以下几种:
第一,抄家问斩。
古代官员如果犯了十恶不赦之罪,比如谋反之类的大罪,除了犯官本身要被处死之外,家人也极有可能被杀掉,包括女眷在内。
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明初开国功臣李善长,因为卷入胡惟庸谋案,而被朱元璋下令抄家问斩,全家七十多口人被斩首示众,只有儿子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为妻而得以幸免,让李善长不至于绝嗣。
不过,满门抄斩一般不杀年幼之人,除非皇帝下旨都要杀,不然就必须释放,但也无法获得自由,而是成为奴隶或者贱民。
第二,发配充军或者流放到蛮荒之地。
古代实施连坐制,官员犯法会殃及家人,不仅仅是男人会受到处罚,女人也不能例外。
比如说,将犯官的女眷充军就是一个办法,女人去军队之后,当然不会上战场打仗了,但干一些后勤工作,比如洗衣做饭之类的,或者从事屯田,还是比较常见的。
不过,女人来到都是男人的军中,其结果可想而知,大多数女人都会沦为军人们发泄的对象,也就是所谓的军妓,这在历朝历代都很常见。
比如说,明英宗复辟之后,将功臣于谦杀掉,其家中女眷就全部充军,被军人们肆意践踏,最后在痛苦中去世。
除了充军之外,犯官女眷被流放到蛮荒之地,也是常见的惩罚手段。
比如岳飞的妻子李娃,就在他被杀之后,流放到岭南生活,交由军队看管,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地方自生自灭,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,直到岳飞被平反之后,她这才得以返回中原。
清朝时期,有几个比较常见的流放之地,比如宁古塔和尚阳堡,都是自然条件恶劣、生存极度困难的地方,许多犯人家眷被发配到这里,给披甲人当奴隶,其中就有不少人是女眷。
披甲人多是地位低于满人的各民族士兵组成,比如蒙古人和朝鲜人,等等,这些人都比较凶残,会让分配给自己的犯官女眷做牛做马,还会任意占有女眷,许多女眷要么死于寒冷和饥饿,要么被折磨而死。
并且,这些被流放之人的后代,也世世代代是奴籍,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,就只能给别人当奴隶,如此循环往复。
第三,被罚没为贱籍,或沦为社会最底层,或成为奴隶。
古代社会按照阶级来分,主要有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,但还有一个阶级比商人的地位还要低,那就是贱民了,也就是贱籍,这些人多半都是罪犯及其家属。
官员犯罪,其家属就有可能被罚没为贱籍,这是一种保留劳动力的措施,但也是需要接受惩罚的,比如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不能当官,不能跟平民通婚,能够从事的职业也十分有限,而且都是下九流职业,比如舞乐、戏曲、娼妓、媒婆、佣人,等等。
当然了,绝大多数犯官家属被罚没为贱籍之后,会在社会上与平民混居,但也有很多女眷到皇宫或者官员家中服役,成为官奴婢,比如太监、宫女,等等。
举个例子说,唐朝时期武则天的贴身宫女上官婉儿,就是因为祖父上官仪犯罪,而跟母亲一起被罚没入宫为奴的,她从小就是个打杂的宫女,只不过后来武则天赏识她,让她脱离贱籍,成为宫中女官的。
当然了,在皇宫中当奴隶,远比在社会上受歧视要好得多,至少生活待遇要好一些,而且还有机会脱离贱籍。
除了上官婉儿之外,唐朝有几个皇帝的母亲都曾是贱籍,比如唐肃宗的皇后吴氏、唐宣宗的生母郑氏,他们的母亲被皇帝临幸之后生下皇子,就得到了脱离贱籍的机会,还成为妃子,甚至是皇后、皇太后。
与在皇宫中服役相比,成为官员奴隶的女眷,待遇就要差得多了,这些女眷有些从事端茶送人等工作,有些则成为官员的家妓,靠才艺和美色取悦主人,遭受肆意践踏,甚至还可以被当做商品随意买卖。
比如说,唐朝时期著名文人白居易在当官的时候,家中就豢养了很多歌妓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小蛮和樊素了,白居易甚至写诗歌颂她们,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,她们就是典型的贱籍,是白居易花钱买来的。
至于说,小蛮和樊素为何成为贱籍,多半是因为家人犯罪,导致她们受到牵连,被罚没为贱籍的。
第四,被当做商品买卖。
古代女人社会地位本来就低,民间闹饥荒的时候就经常有卖妻事件发生,因为这是合法的,官府不会干涉。
甚至,官府也参与女人的买卖,比如官员犯罪之后,其女眷就可能被当做商品卖掉,从而捐取银两。
清朝时期,曹雪芹的舅姥爷李煦长期担任苏州织造,曹家败落之后,雍正帝对李煦展开调查,最终以亏空银两为由(实际上是政治报复,李煦支持的是皇八子胤禩),将李煦抄家,房屋送给年羹尧,家人包括女眷、孩童、家仆在内二百余口人,全部送到市场上标价贩卖,用得来的银两补上亏空。
只不过,当地人知道李煦是旗人,所以都不敢买而已,后来这些人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被雍正帝赏赐给大臣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卖掉了。
可见,犯官的女眷确实是可以买卖的,这些女眷可能会成为贱籍,沦落为奴婢,甚至被卖到青楼,但也有一些女眷成为官员的妻妾,依然享受贵族待遇。
而在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中,也有类似的场景,贾府被抄之后,府中女眷、丫环都被送到市场上贩卖,按照阶级等级及姿色、才能等区分价格。
总结一下: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家人多半会受到牵连,女眷也不例外,官府会根据不同情况对她们实施不同惩罚,或被杀,或成为贱民,或罚没为奴为婢,或被流放,或被当做商品一样买卖,总之哪个下场都不太好。
2. 张居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
张居正(1525-1582年),湖北江陵人,明朝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。他一生历经明朝后期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个朝代。明神宗万历初年他恢复宰相并自担任首辅(宰相),进行行政改革、税改、强兵、平乱、封口,时称“万历新政”,卓有成效。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,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,由局部稳定走向全面动乱的时期。他22岁中进士,开始政治生涯。当时的进士大都陶醉在吟诗作赋的悠闲生活中,而他却专心致志地攻读史书,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,联系现实的社会问题,力图挽救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,振兴衰弱的封建王朝。穆宗隆庆初年,张居正入阁当大学士,主持北方的边务,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。万历初年任宰相以后,雷历风行地革除弊端,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,主要作为如下:
一、澄清吏治 明朝后期官僚机构非常腐败,管钱谷的不知出纳之数,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条文,官场中争名逐利,贪赃枉法成风。为了励精图治,整顿政府机构,张居正创立“考成法”,督促公务,考核官吏。具体方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门,把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,分别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,用以留底、备注和送内阁查考,严立限期完成来往公事。按月考查,每年总结。凡有拖延积压,逾期不报的,都要论罪处理。吏部以此作为评定官吏勤惰的依据。
对于官吏的赏罚、选拔,张居正的考察着重于言行是否相符,一切以功实为准。他提出“立贤无方,唯才是用”的主张,到一般官僚大二人瞧不起的下层群众中去发现人才,只要有能力,即使和尚、道士、衙卒都可破格提拔重用,不受资历、毁誉和爱憎影响。该重赏的不能吝啬,该责罚的不得包庇。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,“大臣子弟,不宜与寒士争进”。对皇亲贵戚宁可赐予财富,不能轻授之职务,官职不论大小,一概不准世袭。官吏任命后,不宜更调太繁,使得人有专职,事可责成。如此精选一批得力官吏,组成精干的机构。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他又严格规定各级衙门的权限。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,一概由中央任免,把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内阁,做到“事权归一,法令易行”。他要求推行政令要采用强硬手段,雷历风行地贯彻实施,“锄强戮凶,剔奸厘弊”,反对宽容姑息,玩忽职守,以造成上尊朝廷,下守法制的作风。这些办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能。
二、增加财源 明朝中叶以后,土地兼并,瞒产偷税的情况非常严重,征粮地的大量减少,使政府收入急速下降。隆庆五年税收总计有250万两,而支出竟达400多万两,财政严重亏损,造成国家财源枯竭的危机。土地兼并的结果又把一部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,造成产去税存,赋役不均的流弊,更加重了农民负担,加深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。为了做到“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,将来国赋既易采购,而小民如获更生”,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,清查漏税的田产,责成官吏追缴欠税,以做到不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不法豪强权贵,减轻了农民的浮税。据万历八年(1580年)官方统计,查实的征粮地比七、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时期多出300多万顷,这数目虽有些夸大,但史书上说“自正(德)、嘉(靖)虚耗之后,至万历十年间,最称富庶”,却是事实。
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,政府实行赋役改革。1581年(万历九年)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,把力役合并田赋征收,一律缴纳很两。这项改革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,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。
张居正还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,筑堤300多里,堵决口130多处,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中,以水攻沙,使河道畅通无阻,解除了多年的水患。
这些措施,扭转了国家财政亏损,有利于生产的发展,改善了社会经济。
三、整顿军事 嘉靖、隆庆年间(1522-1572),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贵族和南方沿海的倭寇。多年来边防失修,外患频繁。世宗嘉靖后期,严嵩推行投降屈辱的军事政策,更加速了明朝军队的腐败。将领隐占土地,冒领军饷,士兵因给养不足,成批逃亡。蒙古铁骑几度南犯,长驱直入,如过无人之境,一直进逼京郊,严重残胁到明王朝的安全。张居正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,提出赫然奋发,足食足兵,以御敌人的主张。他选派一批得力将领在边境“积钱谷,练兵马,整器械,开屯田,理盐法。”积极练兵备代,重修边防要塞,改变“卒惰而玩,将令不行”的陈规陋习,在边境线加强了防御力量。
对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,张居正注意到内外区别,提出不同方针和政策。对于北方的鞑靼贵族,依靠武力做后盾,做分化争取工作,利用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,封俺答为顺义王,通贡互市,发展民间贸易,使得“军民乐业,不用兵革”,开创了蒙汉人民友好往来新局面。对于从沿海入侵的倭寇,作为用兵重点,他强调“用兵次第,宜以海寇为先。”在沿海分段设寨,修整兵船,严申海禁,造成戈铤连云的阵势。在平时做到人心不懈,在战时做到进可攻,退能守,全面抗战,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对于起义军,他采取重兵围捕,一捧打死,一个不留,以绝后患。在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,基本上肃清多年的外患,巩固了国防。
四、提倡实干 明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是理学,他们流行一股不务实际,只尚空谈的学风。张居正是统治阶级中的首脑人物,这种地位使他不可能违背明朝的统治思想,但是现实状况的腐朽不堪,又使他痛感到理学的迂腐空疏。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,他不得不突破反动理学的禁锢,面对社会实际问题,提出了一些革命新的思想,从而对理学的批判。这主要表现在“扫无用之虚伪,求躬行之实效”。反对说空话的不良学风,提倡“学问既知头脑,须窥实际”,“人情物理不悉,便是学问不透。”要求学问联系社会实际,解决国计民生问题。这种强调务实精神,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。
他还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,对死亡、雷击等自然现象作了科学解释。认为人死之后,“一瞑而万世不视”,没有什么灵魂。雷击死人,身上的焦纹是受到火气烧灼的结果,不表示任何天意。他还用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水葬、火葬、野葬等风俗来说明,葬就是藏的意思,避免尸身外露而已,没有什么深文大意。这种无神论的观点,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张居正执政十年,推行一系列改革,其目的是为了振兴衰弱的王朝,巩固地主阶级专政。他改革弊政,打击豪强权贵发展社会经济,表现出勇于革新的精神。但他也是和其他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,所作所为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。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,表现出地主阶级仇视农民反抗的阶级本质。但这些改革都在客观上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成果,它不单延缓了政治危机的爆发,出现了短暂的安定局面,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,因而对历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但是,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已经没落,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改革余地非常狭小,而阻力却愈来愈烈,这些改革所能获得的实际成果很快就遭到破坏。1582年(万历十年)张居正一死,顽固派反扑而来,新政即告废除。支持改革的官僚被罢官、贬滴,张居正一家被迫害致死十余人,六个儿子除小的后两个隐逃,其他都不得善终,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掘墓鞭尸(死后58年终被崇祯皇帝平反封“上国柱”谥号“文忠”,仅次于最高级“文正”)。自此以后,明王朝更加腐朽,无可救药了!
参考文献《古史常识》
3. 张居正为何要把银两作为国家税收指定货币?
张居正把银两作为国家税收指定货币主要有两个原因:一是当时朝廷国库空虚,急需钱;二是白银在当时是硬通货,不会像纸币和铜钱那样出现私铸私发,不容易出现贬值。张居正的税改——“一条鞭法”
明朝嘉靖十年,张居正出台了新的税收条例,被后人称为“一条鞭法”。在该条例出台之前,明朝的税收项目很复杂,有服徭役的任务,有征收粮食的要求,这些项目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。
但是户又是以丁粮(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适龄男丁)的多少为依据,粮的多少又取决于田亩的大小。这样的征税方式对于自耕自种的小农民家庭是有效的,到了明朝中后期,土地兼并情况越来越多,很多地主豪强利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,导致朝廷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,国库就这样空虚了。
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,对全国的土地重新进行丈量并记录,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三百多万顷没有缴税的农田。这些数据弄清楚后,张居正就着手税收改革事宜,他将以前的徭役税、粮食等实物税都换成缴纳白银,只留一小部分专门供应京师的粮食。
这样就让税的征收方式变得非常灵活,比如一些农民可以选择经商,因为他不再需要缴纳粮食,经商赚了钱按数额缴纳银两就行;有需要服徭役的人也可以通过缴纳银两免除自己的徭役,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。一条鞭法的税收方式让明朝的整个经济活跃起来,社会上的各种分工更加自由,商业自由化程度也更高。
张居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白银作为税收的指定货币呢?这个就要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货币情况了。明朝初期,朱元璋禁止明间用金银进行交易,他发行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——大明通行宝钞,这种钞票的面积达到了33.8*22厘米,拿在手上都可以当扇子用了。
最开始这种纸币有六种面值,从一百文一张到一贯一张的都有,当时一贯面值的宝钞大约可以换到一千文铜钱或者一两白银。但是这种宝钞的发行非常乱,那时候的人根本没有发行准备金这种概念,朝廷想要钱就印,导致大明通行宝钞贬值严重,直到正德年间就没人再用了。
纸币被弃用,但生活还是要继续,老百姓就开始私自使用白银进行交易,当时的明朝政府也只能对此妥协。隆庆元年,明穆宗颁布了一条诏令:
“凡买卖货物,值银一钱以上者,银钱兼使;一钱以下只许用钱。”
这条诏令说明当时官方已经许可百姓使用白银,也从法律上肯定了白银作为合法货币的地位,并且解决了当时纸币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。15世纪末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,明朝与外国的交易变得频繁起来,从欧美来的大船载着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,开创了“丝银对流航线”,明朝在这段时间利用巨大的贸易顺差获得了大量的白银,对国内的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。
张居正实施“一条鞭法”的时候,正是白银大量流通时期,所以他会选择用白银作为税收指定货币。有人可能会问,为什么不用铜钱呢?
说到铜钱,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货币,这种货币使用的材料主要以铜为主,但铜这个东西只有做成铜钱时才具有货币的价值,如果做成佛像或者其他造型,这就不能拿去买东西。相比之下,白银不管做成什么,只要材料是银,就可以当成货币使用,哪怕是剪下来的碎银子一样可以拿去买东西,这就是铜钱和白银的区别。
铜钱的制作材料比较容易获取,因此民间“盗铸”的现象也常有发生,而且不同朝代所铸造的铜钱又不一样,造成铜钱的价值非常不稳定。比如明朝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,到了明朝末期,诸侯王各自为政,也纷纷铸造自己的铜钱,像江浙鲁王的大明通宝、南京弘光帝的弘光通宝等等,后来造反的人也要铸造自己的铜钱,像李自成的永昌通宝,张献忠的大顺通宝。
这种情况下,铜钱就像纸币一样完全失去了管控,给市场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困扰。所以,张居正为了让国库丰盈将各项税收改为收钱为主,而这个钱的最佳选择就是硬通货的白银。
4. 论诸葛亮跟张居正的治国能力?
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,诸葛亮耳熟能详家喻户晓,张居正走在大街上没有几个知道的更不要说
没什么文化的老百姓,还谈什么治国。
其实就这么简单,就这么神奇,
5. 权臣张居正一生功过怎么评论?
首先谢谢邀请呢。要探讨这个问题,首先要先了解张居正一生到底做了哪些事,张居正的最厉害的一个头衔就是万历首辅,他在万历刚开始的那段时期内做出一系列的改革,让朝庭又维持了60年左右。张居正,字叔大,号太岳,湖北荆州人,从小就有神童之称,在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后受到徐阶、严嵩的双重重视,这在《明史•张居正传》里有着明确的记载。《明史》记载“嘉靖二十六年,居正成进士,改庶吉士,徐阶辈皆器重之;时严嵩为首辅,忌徐阶,善阶者皆避匿。居正自如,嵩亦器之”。这就说明张居正有大才,他人云亦云,万历初年,在冯保的帮助下取代高拱,成为新的首辅,开始轰轰烈烈的万历大改革。张居正改革主要做出以下政策:一,税赋改革,实行“一条鞭”法。这是一个重大改革,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收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,而且“一条鞭法”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。二,在政治上实行“考成法”主要解决官场争权夺利,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。三,军事上重用戚继光,李成梁使边境有了数十年的和平,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张居正在首辅期间进行一系列改革,一举洗尽嘉靖、隆庆两朝的弊政,使国库逐步充盈,边境安稳,百姓安居乐业,实现了“万历中兴”,张居正是当之无愧的中兴第一人,有人甚至说大明朝在那样如此腐败的情况下还能坚持50年,这要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,可见有多推崇张居正。
但人无完人,是人总有缺点,总会被人批评。虽然明史中也记载了张居正的功绩,但是我觉得他是以批评为主,觉得张居正功高摄主,居功自傲,用人完全凭自己喜好。《明史》这样记载“居正自夺情后,益偏恣。其所罢黜,皆由喜好。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。赞曰:张居正通识时变,勇于政事。神宗之初,起衰振墮,不可谓非干济之才。而威炳之操,几于震主,卒致祸发身后。《书》曰“臣罔以宠利居成功,”可弗戒哉”。
很明显清楚的看到《明史》对于张居正批评还是比较多的,他把张居正的改革一笔带过,着重来记述了张居正功高摄主,专横跋扈的事。但是我觉得这样记载还是有失偏颇,纵使张居正身前有多少不对的地方,他还是为大明朝做出了不世之功,死后怎么也不至于被鞭尸,都说死者为大,所以我都怀疑是万历对张居正的报复,他怕活着张居正,死了他也要惩罚。
总之,我认为张居正肯定是功大于过的,他为大明朝的中兴贡献了他毕生的力量,他是当之无愧大改革家,当之无愧的万历首辅。谢谢,一点点自己的看法。欢迎讨论,分享。
6. 他唯一的儿子结局如何?
顺治七年(1650年)十一月,多尔衮兴致大发,来到北古口外狩猎,那时候他贵为摄政王,地位尊贵无比,因此他出行的排场很大,可以说是一件盛事。
不过,在狩猎过程中,长期南征北战的多尔衮,竟然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去,伤势十分严重,他很快就被送到古北口外喀喇城,虽然经过了精心治疗,但他还是不治身亡了,死时只有三十九岁而已。
多尔衮死亡的消息传回北京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亲王的死亡,而是一个不是皇帝、胜过皇帝之人的死亡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
自顺治帝继位以来,多尔衮就以摄政王之职执掌军国大事,顺治帝几乎沦为傀儡,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,多尔衮以巨大的功劳,在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,因此权势熏天。
顺治二年,多尔衮晋升为“皇叔父摄政王”,他出行的排场开始向皇帝看齐,王公贵族甚至要下跪迎送他。
顺治三年,多尔衮更进一步,他将皇帝印玺拿到自己的王府中,大臣们奏事很少去宫中,更多事情是去他的睿亲王府,他甚至开始使用皇帝仪仗,并穿上了龙袍,一时间多尔衮篡位的传言开始甚嚣尘上。
顺治四年,多尔衮不再向顺治帝行跪拜礼了,“以后凡行礼处,跪拜永远停止”,这意味着多尔衮与顺治帝的差距,已经微乎其微了。
到了顺治五年,多尔衮就更多分了,竟然自称为“皇父摄政王”,以顺治帝皇父的身份自居,他还让睿亲王府彻底取代了朝廷,并且在各种礼仪上,他已经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了,他下达的命令一律称诏,比皇帝的圣旨还管用,俨然如同真皇帝。
那个时候,大臣们眼中只有多尔衮,根本没有顺治帝,顺治帝和母亲孝庄太后则饱受欺凌,甚至传言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,虽然这件事是假的,但可以看出多尔衮的权势有多大。
可以说,多尔衮在最巅峰的时候,就是清朝实际上的皇帝,他权势熏天、一手遮天,朝中大臣们多数都是他的党羽,纵然有些人对他擅权感到不满,但也遭到了他的极力打压。
顺治帝年幼的时候不懂事,对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不甚了解,等到他稍稍长大了,发现自己成为了多尔衮的提线木偶,这就让他逐渐感到不满了,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在朝中没什么根基,根本斗不过多尔衮,所以只能选择隐忍。
多尔衮去世之后,他的党羽依然活跃在朝堂上,那时候顺治帝还未亲政,因此还不是他高兴的时候,为了稳住多尔衮的党羽们,他采取了一些措施,亲自到城外迎接多尔衮的棺椁,并下诏册封多尔衮为“义皇帝”。
到了第二年(1851年)正月,顺治帝又册封多尔衮的福晋为义皇后,由于多尔衮只有一个女儿东莪,而没有儿子,顺治帝便将他的同母弟和硕豫亲王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过继给他,承袭和硕睿亲王爵位。
就这样,多尔衮在死后有了一个儿子多尔博,这一年多尔博只有九岁,就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可以说是运气爆棚了。
但是,这一举措只是顺治帝的权宜之计,为了就是向迷惑多尔衮的党羽,让他们误以为不会遭到清算,从而为自己顺利亲政赢得时间。
很多人可能奇怪,多尔衮妻妾那么多,为何没有亲儿子呢?
实际上,历史上多尔衮绝对是个风流之人,他有名份的妻妾就有十一位,没有名分的女人就更多了,这些人之中有满人、蒙古人,也有汉人,甚至还有一位朝鲜公主,即义顺公主,1650年才嫁给多尔衮,只可惜没几个月多尔衮就去世了。
在多尔衮的妻妾之中,不少人还是他抢来的,比如豪格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,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,多尔衮在陷害豪格致死后,跟阿济格、多铎一起瓜分了豪格的妻妾,其中博尔济吉特氏与其他数名女子一起被多尔衮所得,被称为五娶福晋。
这么多妻妾,却只给多尔衮生了一个女儿,究其根本原因,大概是因为多尔衮在战争中受到了创伤,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事实上,多尔衮在辅佐顺治帝期间,有大把的机会自己当皇帝,但他终究没有走到那一步,这跟他没有儿子关系莫大,但凡他有个儿子,我觉得他是肯定会当皇帝的。
当然了,多尔衮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失去生育能力了,因此他在世期间没有过继儿子,毕竟他只有三十多岁,他还想再努力一把,为此他大肆娶妻,比如1650年娶义顺公主为妻,就有延绵子嗣方面的考量。
比较搞笑的是,多尔衮本来打算立义顺公主为嫡福晋的,但后来他发现义顺公主并不美,陪嫁的侍女也很丑陋,就下旨谴责朝鲜国王不诚心,朝鲜国王很惶恐,就送了一些美貌侍女给他,但终究没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。
总之,尽管多尔衮妻妾众多,身边美女如云,但他终究没有儿子,还在正值壮年的时候坠马去世了,要不是顺治帝将多尔博过继给他,他可能就绝后了。
多尔博跟多尔衮的关系其实很近,他既是多尔衮的侄子,也是多尔衮的外甥,因为他的母亲是多尔衮嫡福晋义皇后的同母妹,也是孝庄太后的异母妹。
因为这一层关系,多尔博是多尔衮嗣子的合适人选,可见顺治帝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,而这一做法也很好地迷惑了众人。
不仅如此,顺治帝还对多尔博十分优待,比如给予多尔博三倍俸禄,成为亲王之中俸禄最高者,并且赏赐多尔博八十名护卫,这种待遇也是很少见的。
王无子,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,袭亲王,俸视诸王三倍,诏留护卫八十员。事实上,多尔博如果继续给多铎当儿子,最多只能捞到一个低级别爵位,因为当时多铎已经去世了,次子多尼继承了豫亲王爵位,其他儿子都还没封爵,再加上多尔博年纪小,等到他长大,最多也就是个奉国公。
没成想,因为多尔衮意外去世,年仅九岁的多尔博就成为了铁帽子王,还继承了多尔衮的大量私产,幸福来得太突然,一时间让人羡慕不已。
但是,多尔博的好日子没过多久,灾难就降临了。
顺治九年,顺治帝宣布亲政,同一年他又举行了结婚大典,娶了孝庄太后的侄女为皇后,这意味着他成年了,可以独自处理朝政了,虽然他当时只有十三岁。
顺治帝亲政之后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比如提拔索尼、鳌拜等忠于皇室的大臣,对多尔衮的党羽们或明升暗降,或调离京城,总之经过一番操作,顺治帝逐渐掌握了话语权。
但是,顺治帝还感到不满足,他知道自己想要大权独揽,就必须彻底清除多尔衮的流毒,他的这一想法被臣子们知道了,于是纷纷上书弹劾多尔衮。
最终,顺治帝公布了多尔衮十四宗罪,比如谋篡大位、独断专行、迫害肃武亲王豪格及其子嗣等罪,下令剥夺多尔衮的皇帝封号和一切待遇,将多尔衮毁墓掘尸,一众党羽则全部遭受处罚。
不仅如此,顺治帝还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,撤去多尔衮配享太庙的权利,甚至剥夺了多尔衮的宗室资格,并将多尔衮的家产全部抄没。
在这种情况下,多尔博的爵位自然是保不住了,他很快就被削去了爵位,从睿亲王府搬了出来,重新成为了多铎的儿子。
从多尔博受封和硕睿亲王到一无所有,前后不过数月时间,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,当然了这一切本不属于他,也就谈不上所谓得失了。
只不过,多尔博毕竟给多尔衮当过儿子,又是多铎的亲生儿子,因此也必然遭受打压,顺治帝下令将他与东莪一起交由多尼看管,此时多尼已经被剥夺了和硕豫亲王爵位,先改为信亲王,后来又改为信郡王。
所谓“看管”,其实就是变相囚禁,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,待遇也就相当一般了,这对多尔博和东莪来说显然太残酷。
就拿东莪来说吧,她从小就聪慧美丽,多尔衮很疼爱她,她也生活得十分幸福快乐,只可惜在她十几岁的时候,多尔衮就去世了。
关于东莪,有这么一个故事,说多尔衮还在世时,有一次东莪去寺庙中上香,偶遇了一位姓陈的秀才,陈秀才长相儒雅,还写得一手好书法,东莪很喜欢他,就将他聘请到王府上担任文书,两人长期相处,可谓情投意合。
后来,多尔衮开始为东莪选夫婿,选中了一位蒙古台吉,他其实是知道陈秀才的,但他不愿意女儿嫁给一位穷秀才,就给东莪与蒙古台吉订了婚。
只可惜,东莪订婚后不久,多尔衮就去世了,她也自此成为了多尼的奴才,与那位蒙古台吉也解除了婚约。
陈秀才对东莪一往情深,为了跟东莪在一起,他竟然想要投身到信王府中为奴,但有一次他与东莪私会的时候,东莪劝他不要这么做,他便开始残疾科举,后来考中了进士,成为了官员,刚好那时候多尼将东莪给释放了,这才与他在一起,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
这个故事没有记载的正史中,但一些学者认为有一定真实性,不过也有人说东莪嫁到了蒙古,总之不管哪种说法,东莪的最终结局应该还是不错的。
相比于东莪,多尔博的结局就很一般了,他在信王府囚禁了多年,一直到顺治十四年,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了,对多尔衮的怨恨减轻了不少,这才将多尔博封为多罗贝勒,但多尔博的行动依然受到限制。
多尔博在囚禁中生活了二十多年,一直到康熙十一年去世,死时只有三十一岁,这个可怜的孩子,因为给多尔衮当过儿子,从九岁开始遭受打压,而且年纪轻轻就去世了,是在太悲惨。
故事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,因为到了乾隆时期,多尔博的子孙又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这是怎么回事呢?
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,乾隆帝发布了一个诏令,说多尔衮是被人诬陷的,他其实是个对清朝有大功劳之人,不应该落得这个一个结局。
为此,朝臣们展开了议论,最终决定恢复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,重新录入宗室成员名单,修复他的陵墓,为他上谥号为“忠”,并从宗室中选择一人继承他的爵位。
乾隆帝之所以要为多尔衮翻案,其实是为了加强宗室之间的团结,从而稳固自身统治地位,毕竟那时候宗室逐渐式微,乾隆帝兄弟也不多,他必须拉拢一批宗室为己所用。
其实,当时乾隆帝不光是为多尔衮翻案了,还为多尔衮的两个兄弟,以及参与九子夺嫡的一众叔伯翻案了,他认为自己要当一个盛世明君,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。
那么,选谁当多尔衮爵位的继承人,是最合适的人选呢?
这个时候,有人想到了多尔博,他曾经过继给多尔衮当儿子,是多尔衮法理上唯一的儿子,虽然后来回到本家去了,但也没人比他的子孙更合适的人了。
找来找去,最终大臣们找到了一个叫淳颖的人,他是多尔博的五世孙,多尔博第二子苏尔发的四世孙,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出生,十岁的时候继承辅国公爵位,是多尔博的嫡系传人。
于是,乾隆帝册封淳颖为和硕睿亲王,并追封淳颖父亲如松以上四代为睿亲王,从而确定了睿亲王的世袭。
就这样,二十七岁的淳颖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,他也由此成为第三代和硕睿亲王,谁能想到多尔衮死后一百多年,睿亲王爵位还能后继有人呢?
不仅如此,淳颖还受到了乾隆帝的重用,先后担任宗人府宗令、都统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等职务,嘉庆四年的时候去世,死时四十岁。
从淳颖开始,睿亲王世袭就再也没断过了,后来又出现过六位睿亲王,是清朝十二位铁帽子王之一,一直到清朝灭亡也断绝传承。
大家要注意的是,多尔衮之后的所有睿亲王,都是以多尔衮子嗣实现传承的,这是因为多尔博作为多尔衮嗣子的身份,被乾隆帝重新确定了。
而多尔博的亲生父亲多铎的和硕豫亲王爵位,同时也被乾隆帝给恢复了,这样多铎家族其实是出了两位铁帽子王的,这在清朝历史上是仅次于代善家族的,因为代善家族前后一共出过三个铁帽子王。
总结一下,多尔衮一生三次与皇位擦肩而过,最接近皇位的一次是他成为摄政王之后,但他终究没有走出那一步,还在正值壮年的时候去世了,死时没有儿子。
为了加强皇权,顺治帝让多尔博成为多尔衮的嗣子,继承和硕睿亲王爵位,却也因此给多尔博带来了大灾难,多尔衮被清算之后,多尔博也遭受牵连,被囚禁了二十余年。
不过,到了乾隆时期,随着多尔衮被平反,多尔博的子孙也因此受益,继承了和硕睿亲王爵位,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,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因祸得福吧。
通过多尔博的故事,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,也可以看到历史故事戏剧性,现在读来也颇让人寻味,大家对此有何看法,欢迎参与讨论!
7. 如果张居正不死明朝会不会灭亡?
张居正如果不死,改革持续下去的话,大明的国祚会延续一些年,但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灭亡的命运。
首先,我们从中外历史和国家政体上纵向和横向比较,会发现:历史地看,没有哪个朝代的政权能永远延续下去,再强盛、清明的王朝,到了一定阶段,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积弊和腐败。当这些弊端和腐败积累到一定阶段,就会爆发出来,然后社会持续动荡,终至于崩溃,随后改朝换代。即便福山所谓能终结历史的现代西方社会制度,扒开了看,两党制、议会制,总统(首相、总理)几年一换,大家轮流坐庄,其实按中国历史经验来看,也是换了朝代,因为政治政体虽然没换,但执政者换了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,不也是政体没换,只换了执政者吗?区别只在于:后者过渡更为频繁,时间短到不易察觉,是和平过渡。
其次,张居正如果不死,他的改革持续下去,会使国家更为强盛,明朝再延续几十上百年,这是有可能的。
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成就,一是整顿吏治(考成法)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加强绩效考核且严格执行;二是改革财政税收制度(一条鞭法)。
关于吏治整顿。张居正下令裁撤政府冗员,行政事务落实到人,造册登记,按时间查询是否执行,考核执行效果。这些改革,从根本上减少了政府吃财政饭的人员数量,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,政府雇员不再人浮于事互相推诿,政府事务有了对应的人员执行,公共事务不再空转。这些改革的确行之有效。但张操之过急,没有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,形成统一的社会氛围,且配套措施也欠缺,遇到的阻力过大,导致他死后人亡政息,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果。
财税体年改革的“一条鞭法”,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。统一勘查全国土地,统一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,把原来按人口数和户数征收的捐税,改为按实有土地和人口数量征收,这从根本上动了大地主、知识分子甚至皇室成员的利益——这些人是大明的精英阶层。原来的征税纳捐方法,是按人口数和户数算的,大地主一户里面人口众多,几十上百人都算一户,老百姓几口人也算一户,原来的征税方法自然有利大地主。且大地主通过瞒报土地的方法大量避税,现在按测量的实有土地征收,且大地主拥有的土地远大于普通百姓,应纳捐税大幅增加。
因此,张居正改革虽然有利于朝庭,却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,导致死后遭到清算,被抄家,其子自杀,后来还是恢复“祖宗成法”,大明也终于走到了末路。
历史就是如此吊诡:张居正的改革,大利于朝庭,却有损朝庭精英的利益;不改革,精英保住了利益,大明却将江河日下。但最终,精英们还是选择了眼前的花团锦簇。1644年,李自成进京,刘宗敏捉拿拷问大批晚明官员、贵族、皇室,几十年前他们极力想保住的金银财宝珠玩玉器,到底还是吐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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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张居正后人,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?
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家中妻妾等女眷的下场也十分悲惨,比如被送去教坊司成为乐籍,就是她们最害怕的处罚之一,因为她们将遭受巨大的折磨和屈辱。
先讲一个关于官员被抄家之后,其妻妾遭遇的故事,这个官员就是铁铉。
建文元年,靖难之役爆发,建文帝朱允炆派遣李景隆率军数十万出征,当时作为山东参政的铁铉负责督运粮草。
建文二年四月,李景隆在济南城外战败于朱棣,随即逃走,济南因此被朱棣围困,当时济南城中只有都指挥盛庸的几千兵力,形势十分危机。
铁铉得知这个消息后,认为济南非常重要,不能轻易失去,于是来到济南城,与盛庸歃血为盟,准备死守济南城。
当年八月,朱棣亲自来到济南城下,用箭向城内射了一封信,信的大致内容是劝说铁铉投降,朱棣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他跟铁铉交情匪浅,他不希望自己的老朋友跟自己作对。
但是,铁铉是个忠君爱国之人,他在朱棣发动叛乱那一刻起,就与朱棣一刀两断了,因此当他看到朱棣的信之后,就回了一封信,信上什么也没说,只是附上了一篇叫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文章。
铁铉的意思很明确,那就是劝说朱棣向周公辅佐文王一样辅佐建文帝,不要当造反的谋逆之臣。
朱棣铁了心造反,自然不会轻易听从,于是下令攻打济南城,但铁铉带领全城百姓严防死守,朱棣攻打了三个多月,都没能攻克。
后来,朱棣想到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掘开黄河大堤,用水攻的方法迫使铁铉投降,铁铉得知这个消息后,便决定采取诈降的计策,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杀掉朱棣。
为了让朱棣相信自己是真的投降,铁铉一方面派遣使者去朱棣大营投降,另一方面又安排大量百姓在城楼上哭泣,大喊“济南城快被淹了,我们就要死了”。
为了将戏演足,铁铉还将防御工事都拆除了,士卒也都下城楼修整,一副彻底放弃抵抗的样子。
那时候朱棣认为大军十分疲惫,如果济南城久攻不克,必将影响军心,便决定接受铁铉的投降,亲自率军入城受降。
到了约定的日子,朱棣带着少部分人马大摇大摆地进入济南城,但他不知道的是,铁铉早就在城墙上埋伏了一千多壮士,并安置了大量千斤闸。
当朱棣骑马刚进入城中,壮士们就放下铁闸,许多将士被砸死,朱棣的宝马马头也被砸烂,他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,于是赶紧换马逃出城去,好在他反应及时,要不然他就死于铁铉之手了。
朱棣出城之后,愤怒地下令向济南城开炮,铁铉部下死伤惨重,后来城门被大炮给炸开了,朱棣就要带兵入城了,这时候铁铉出现在了城墙上,他大骂朱棣是谋反的罪臣,还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在城墙上,朱棣只得下令停止炮击。
后来,铁铉又组织人力加强防御,修复破损的城墙,将大量朱元璋的画像、灵位悬挂在城墙各处,并召集人马对朱棣大军进行偷袭,导致朱棣频遭失利。
对于铁铉的表现,“燕王(朱棣)愤甚,计无所出”,这时候姚广孝就建议朱棣,先撤回北平再从长计议,朱棣听从他的建议,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铁铉竟然带兵追击,杀了他不少部众,还收复了德州!
自那之后,朱棣就再也不敢跟铁铉作战了,而后他又听从姚广孝的建议,绕开济南直取南京,然后回过头来再收拾铁铉。
建文四年,朱棣攻克南京并登基称帝之后,反手就率军北上攻打济南,此时铁铉虽然贵为建文帝的兵部尚书,但奈何他手上并没有多少兵力,在抵抗了数日之后,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遭受失败,城中大量兵民被屠杀,他本人则被朱棣俘虏。
朱棣将铁铉带到南京,先是劝说他投降,他誓死不从,也不跪拜朱棣,还对朱棣破口大骂,朱棣愤怒地下令割掉他的耳朵、鼻子,煮熟之后塞入他口中,问他是何滋味,他毫不畏惧,还大声对朱棣说,忠臣孝子的肉,怎么会不好吃呢?
朱棣就更加生气了,便让人架起一口油锅,还对铁铉说,你活着不愿意跪我,把你炸成骨头灰,看你跪不跪我!
说完,朱棣就让一个太监把铁铉推进油锅中,突然一声爆响,热油从锅中飞溅而出,烫得那个太监不停叫喊,而铁铉则很快就炸成了焦黑的骨架,但依然保持直立,没有向朱棣跪拜,真可谓铁骨铮铮!
铁铉是回回人,却成为大明朝的忠臣,打开城门投降的李景隆之流与之相比,简直是猪狗不如,如果当初建文帝能重用铁铉,或许就是另外一副光景了,但历史没有如果,铁铉为了忠义殉葬,注定被载入史册,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。
铁铉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六岁,他死之后朱棣依然没有消气,决定对他的家人实施处罚。
不久后,朱棣下令将铁铉抄家,父母发配到海南,交由军队兼管,大儿子充军,小儿子发为官奴,后来被折磨致死。
不仅如此,铁铉三十五岁的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也受到牵连,被朱棣下令发配到教坊司成为乐户,专门供人玩乐。
杨氏在教坊司受尽折磨,最终早早去世,她的两个女儿逐渐长大之后,本应该成为娼妓的,但她们誓死不从,朱棣听说这事之后,就下令将她们释放,恢复平民籍贯,嫁给两个读书人为妻。
除了铁铉之外,当时还有很多大臣的女眷被发配到教坊司为官方妓女,比如齐泰和黄子澄的妻女,再比如茅大芳的母亲,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,依然被送到教坊司。
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,送教坊司;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,送教坊司,张氏旋故。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。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,着狗吃了,钦此。
所谓教坊司,其实就是礼部下属的一个部门,专门负责给皇家表演舞蹈和音乐,但这些演员都是奴籍,地位低于平民。
在教坊司中,有这么一群人,被称之为乐籍,其实就是教坊司开办的娱乐场所中出卖肉体的服务人员,多是女俘虏或者犯官女眷担任,朝廷让她们对外接客,赚取的钱财则全部被朝廷拿走,是一个不花本钱还一本万利的买卖。
女人一旦来到教坊司成为乐籍,那真是悲惨之极了,她们不得不无偿提供服务,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,吃不饱、穿不暖,生病了也没人管,这就导致她们寿命普遍较低,而且死之后连口棺材都没有,甚至会被送去喂狗。
不仅如此,一人为乐籍,子女也全部都是乐籍,也就是世代为奴为娼,除非朝廷下旨赦免,否则永世难以翻身,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。
前文提到铁铉的两个女儿被赦免,其实是很少见的,因为那时候朱棣气消了,觉得铁铉是个值得敬佩之人,便多次当着大臣的面夸赞铁铉,还主动过问铁铉的家眷,铁铉的两个女儿这才被释放。
一般而言,只要成为乐籍,基本上就很难翻身了,她们在教坊司生下的孩子,可能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,孩子长大后继续从事她们的职业,重复着她们的悲剧。
当然了,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其女眷除了被发送教坊司为乐籍之外,还有很多处理方式,主要有以下几种:
第一,抄家问斩。
古代官员如果犯了十恶不赦之罪,比如谋反之类的大罪,除了犯官本身要被处死之外,家人也极有可能被杀掉,包括女眷在内。
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明初开国功臣李善长,因为卷入胡惟庸谋案,而被朱元璋下令抄家问斩,全家七十多口人被斩首示众,只有儿子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为妻而得以幸免,让李善长不至于绝嗣。
不过,满门抄斩一般不杀年幼之人,除非皇帝下旨都要杀,不然就必须释放,但也无法获得自由,而是成为奴隶或者贱民。
第二,发配充军或者流放到蛮荒之地。
古代实施连坐制,官员犯法会殃及家人,不仅仅是男人会受到处罚,女人也不能例外。
比如说,将犯官的女眷充军就是一个办法,女人去军队之后,当然不会上战场打仗了,但干一些后勤工作,比如洗衣做饭之类的,或者从事屯田,还是比较常见的。
不过,女人来到都是男人的军中,其结果可想而知,大多数女人都会沦为军人们发泄的对象,也就是所谓的军妓,这在历朝历代都很常见。
比如说,明英宗复辟之后,将功臣于谦杀掉,其家中女眷就全部充军,被军人们肆意践踏,最后在痛苦中去世。
除了充军之外,犯官女眷被流放到蛮荒之地,也是常见的惩罚手段。
比如岳飞的妻子李娃,就在他被杀之后,流放到岭南生活,交由军队看管,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地方自生自灭,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,直到岳飞被平反之后,她这才得以返回中原。
清朝时期,有几个比较常见的流放之地,比如宁古塔和尚阳堡,都是自然条件恶劣、生存极度困难的地方,许多犯人家眷被发配到这里,给披甲人当奴隶,其中就有不少人是女眷。
披甲人多是地位低于满人的各民族士兵组成,比如蒙古人和朝鲜人,等等,这些人都比较凶残,会让分配给自己的犯官女眷做牛做马,还会任意占有女眷,许多女眷要么死于寒冷和饥饿,要么被折磨而死。
并且,这些被流放之人的后代,也世世代代是奴籍,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,就只能给别人当奴隶,如此循环往复。
第三,被罚没为贱籍,或沦为社会最底层,或成为奴隶。
古代社会按照阶级来分,主要有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,但还有一个阶级比商人的地位还要低,那就是贱民了,也就是贱籍,这些人多半都是罪犯及其家属。
官员犯罪,其家属就有可能被罚没为贱籍,这是一种保留劳动力的措施,但也是需要接受惩罚的,比如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不能当官,不能跟平民通婚,能够从事的职业也十分有限,而且都是下九流职业,比如舞乐、戏曲、娼妓、媒婆、佣人,等等。
当然了,绝大多数犯官家属被罚没为贱籍之后,会在社会上与平民混居,但也有很多女眷到皇宫或者官员家中服役,成为官奴婢,比如太监、宫女,等等。
举个例子说,唐朝时期武则天的贴身宫女上官婉儿,就是因为祖父上官仪犯罪,而跟母亲一起被罚没入宫为奴的,她从小就是个打杂的宫女,只不过后来武则天赏识她,让她脱离贱籍,成为宫中女官的。
当然了,在皇宫中当奴隶,远比在社会上受歧视要好得多,至少生活待遇要好一些,而且还有机会脱离贱籍。
除了上官婉儿之外,唐朝有几个皇帝的母亲都曾是贱籍,比如唐肃宗的皇后吴氏、唐宣宗的生母郑氏,他们的母亲被皇帝临幸之后生下皇子,就得到了脱离贱籍的机会,还成为妃子,甚至是皇后、皇太后。
与在皇宫中服役相比,成为官员奴隶的女眷,待遇就要差得多了,这些女眷有些从事端茶送人等工作,有些则成为官员的家妓,靠才艺和美色取悦主人,遭受肆意践踏,甚至还可以被当做商品随意买卖。
比如说,唐朝时期著名文人白居易在当官的时候,家中就豢养了很多歌妓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小蛮和樊素了,白居易甚至写诗歌颂她们,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,她们就是典型的贱籍,是白居易花钱买来的。
至于说,小蛮和樊素为何成为贱籍,多半是因为家人犯罪,导致她们受到牵连,被罚没为贱籍的。
第四,被当做商品买卖。
古代女人社会地位本来就低,民间闹饥荒的时候就经常有卖妻事件发生,因为这是合法的,官府不会干涉。
甚至,官府也参与女人的买卖,比如官员犯罪之后,其女眷就可能被当做商品卖掉,从而捐取银两。
清朝时期,曹雪芹的舅姥爷李煦长期担任苏州织造,曹家败落之后,雍正帝对李煦展开调查,最终以亏空银两为由(实际上是政治报复,李煦支持的是皇八子胤禩),将李煦抄家,房屋送给年羹尧,家人包括女眷、孩童、家仆在内二百余口人,全部送到市场上标价贩卖,用得来的银两补上亏空。
只不过,当地人知道李煦是旗人,所以都不敢买而已,后来这些人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被雍正帝赏赐给大臣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卖掉了。
可见,犯官的女眷确实是可以买卖的,这些女眷可能会成为贱籍,沦落为奴婢,甚至被卖到青楼,但也有一些女眷成为官员的妻妾,依然享受贵族待遇。
而在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中,也有类似的场景,贾府被抄之后,府中女眷、丫环都被送到市场上贩卖,按照阶级等级及姿色、才能等区分价格。
总结一下:古代官员被抄家之后,家人多半会受到牵连,女眷也不例外,官府会根据不同情况对她们实施不同惩罚,或被杀,或成为贱民,或罚没为奴为婢,或被流放,或被当做商品一样买卖,总之哪个下场都不太好。
2. 张居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
张居正(1525-1582年),湖北江陵人,明朝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。他一生历经明朝后期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个朝代。明神宗万历初年他恢复宰相并自担任首辅(宰相),进行行政改革、税改、强兵、平乱、封口,时称“万历新政”,卓有成效。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,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,由局部稳定走向全面动乱的时期。他22岁中进士,开始政治生涯。当时的进士大都陶醉在吟诗作赋的悠闲生活中,而他却专心致志地攻读史书,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,联系现实的社会问题,力图挽救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,振兴衰弱的封建王朝。穆宗隆庆初年,张居正入阁当大学士,主持北方的边务,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。万历初年任宰相以后,雷历风行地革除弊端,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,主要作为如下:
一、澄清吏治 明朝后期官僚机构非常腐败,管钱谷的不知出纳之数,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条文,官场中争名逐利,贪赃枉法成风。为了励精图治,整顿政府机构,张居正创立“考成法”,督促公务,考核官吏。具体方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门,把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,分别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,用以留底、备注和送内阁查考,严立限期完成来往公事。按月考查,每年总结。凡有拖延积压,逾期不报的,都要论罪处理。吏部以此作为评定官吏勤惰的依据。
对于官吏的赏罚、选拔,张居正的考察着重于言行是否相符,一切以功实为准。他提出“立贤无方,唯才是用”的主张,到一般官僚大二人瞧不起的下层群众中去发现人才,只要有能力,即使和尚、道士、衙卒都可破格提拔重用,不受资历、毁誉和爱憎影响。该重赏的不能吝啬,该责罚的不得包庇。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,“大臣子弟,不宜与寒士争进”。对皇亲贵戚宁可赐予财富,不能轻授之职务,官职不论大小,一概不准世袭。官吏任命后,不宜更调太繁,使得人有专职,事可责成。如此精选一批得力官吏,组成精干的机构。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他又严格规定各级衙门的权限。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,一概由中央任免,把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内阁,做到“事权归一,法令易行”。他要求推行政令要采用强硬手段,雷历风行地贯彻实施,“锄强戮凶,剔奸厘弊”,反对宽容姑息,玩忽职守,以造成上尊朝廷,下守法制的作风。这些办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能。
二、增加财源 明朝中叶以后,土地兼并,瞒产偷税的情况非常严重,征粮地的大量减少,使政府收入急速下降。隆庆五年税收总计有250万两,而支出竟达400多万两,财政严重亏损,造成国家财源枯竭的危机。土地兼并的结果又把一部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,造成产去税存,赋役不均的流弊,更加重了农民负担,加深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。为了做到“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,将来国赋既易采购,而小民如获更生”,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,清查漏税的田产,责成官吏追缴欠税,以做到不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不法豪强权贵,减轻了农民的浮税。据万历八年(1580年)官方统计,查实的征粮地比七、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时期多出300多万顷,这数目虽有些夸大,但史书上说“自正(德)、嘉(靖)虚耗之后,至万历十年间,最称富庶”,却是事实。
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,政府实行赋役改革。1581年(万历九年)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,把力役合并田赋征收,一律缴纳很两。这项改革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,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。
张居正还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,筑堤300多里,堵决口130多处,用完备的堤防把黄河约束在原来的河道中,以水攻沙,使河道畅通无阻,解除了多年的水患。
这些措施,扭转了国家财政亏损,有利于生产的发展,改善了社会经济。
三、整顿军事 嘉靖、隆庆年间(1522-1572),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贵族和南方沿海的倭寇。多年来边防失修,外患频繁。世宗嘉靖后期,严嵩推行投降屈辱的军事政策,更加速了明朝军队的腐败。将领隐占土地,冒领军饷,士兵因给养不足,成批逃亡。蒙古铁骑几度南犯,长驱直入,如过无人之境,一直进逼京郊,严重残胁到明王朝的安全。张居正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,提出赫然奋发,足食足兵,以御敌人的主张。他选派一批得力将领在边境“积钱谷,练兵马,整器械,开屯田,理盐法。”积极练兵备代,重修边防要塞,改变“卒惰而玩,将令不行”的陈规陋习,在边境线加强了防御力量。
对于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骚扰和日本海盗的侵略行径,张居正注意到内外区别,提出不同方针和政策。对于北方的鞑靼贵族,依靠武力做后盾,做分化争取工作,利用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,封俺答为顺义王,通贡互市,发展民间贸易,使得“军民乐业,不用兵革”,开创了蒙汉人民友好往来新局面。对于从沿海入侵的倭寇,作为用兵重点,他强调“用兵次第,宜以海寇为先。”在沿海分段设寨,修整兵船,严申海禁,造成戈铤连云的阵势。在平时做到人心不懈,在战时做到进可攻,退能守,全面抗战,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对于起义军,他采取重兵围捕,一捧打死,一个不留,以绝后患。在张居正当政的万历初年,基本上肃清多年的外患,巩固了国防。
四、提倡实干 明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是理学,他们流行一股不务实际,只尚空谈的学风。张居正是统治阶级中的首脑人物,这种地位使他不可能违背明朝的统治思想,但是现实状况的腐朽不堪,又使他痛感到理学的迂腐空疏。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,他不得不突破反动理学的禁锢,面对社会实际问题,提出了一些革命新的思想,从而对理学的批判。这主要表现在“扫无用之虚伪,求躬行之实效”。反对说空话的不良学风,提倡“学问既知头脑,须窥实际”,“人情物理不悉,便是学问不透。”要求学问联系社会实际,解决国计民生问题。这种强调务实精神,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。
他还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,对死亡、雷击等自然现象作了科学解释。认为人死之后,“一瞑而万世不视”,没有什么灵魂。雷击死人,身上的焦纹是受到火气烧灼的结果,不表示任何天意。他还用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水葬、火葬、野葬等风俗来说明,葬就是藏的意思,避免尸身外露而已,没有什么深文大意。这种无神论的观点,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张居正执政十年,推行一系列改革,其目的是为了振兴衰弱的王朝,巩固地主阶级专政。他改革弊政,打击豪强权贵发展社会经济,表现出勇于革新的精神。但他也是和其他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,所作所为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。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,表现出地主阶级仇视农民反抗的阶级本质。但这些改革都在客观上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成果,它不单延缓了政治危机的爆发,出现了短暂的安定局面,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,因而对历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但是,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已经没落,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改革余地非常狭小,而阻力却愈来愈烈,这些改革所能获得的实际成果很快就遭到破坏。1582年(万历十年)张居正一死,顽固派反扑而来,新政即告废除。支持改革的官僚被罢官、贬滴,张居正一家被迫害致死十余人,六个儿子除小的后两个隐逃,其他都不得善终,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掘墓鞭尸(死后58年终被崇祯皇帝平反封“上国柱”谥号“文忠”,仅次于最高级“文正”)。自此以后,明王朝更加腐朽,无可救药了!
参考文献《古史常识》
3. 张居正为何要把银两作为国家税收指定货币?
张居正把银两作为国家税收指定货币主要有两个原因:一是当时朝廷国库空虚,急需钱;二是白银在当时是硬通货,不会像纸币和铜钱那样出现私铸私发,不容易出现贬值。张居正的税改——“一条鞭法”
明朝嘉靖十年,张居正出台了新的税收条例,被后人称为“一条鞭法”。在该条例出台之前,明朝的税收项目很复杂,有服徭役的任务,有征收粮食的要求,这些项目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。
但是户又是以丁粮(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适龄男丁)的多少为依据,粮的多少又取决于田亩的大小。这样的征税方式对于自耕自种的小农民家庭是有效的,到了明朝中后期,土地兼并情况越来越多,很多地主豪强利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,导致朝廷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,国库就这样空虚了。
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,对全国的土地重新进行丈量并记录,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三百多万顷没有缴税的农田。这些数据弄清楚后,张居正就着手税收改革事宜,他将以前的徭役税、粮食等实物税都换成缴纳白银,只留一小部分专门供应京师的粮食。
这样就让税的征收方式变得非常灵活,比如一些农民可以选择经商,因为他不再需要缴纳粮食,经商赚了钱按数额缴纳银两就行;有需要服徭役的人也可以通过缴纳银两免除自己的徭役,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。一条鞭法的税收方式让明朝的整个经济活跃起来,社会上的各种分工更加自由,商业自由化程度也更高。
张居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白银作为税收的指定货币呢?这个就要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货币情况了。明朝初期,朱元璋禁止明间用金银进行交易,他发行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——大明通行宝钞,这种钞票的面积达到了33.8*22厘米,拿在手上都可以当扇子用了。
最开始这种纸币有六种面值,从一百文一张到一贯一张的都有,当时一贯面值的宝钞大约可以换到一千文铜钱或者一两白银。但是这种宝钞的发行非常乱,那时候的人根本没有发行准备金这种概念,朝廷想要钱就印,导致大明通行宝钞贬值严重,直到正德年间就没人再用了。
纸币被弃用,但生活还是要继续,老百姓就开始私自使用白银进行交易,当时的明朝政府也只能对此妥协。隆庆元年,明穆宗颁布了一条诏令:
“凡买卖货物,值银一钱以上者,银钱兼使;一钱以下只许用钱。”
这条诏令说明当时官方已经许可百姓使用白银,也从法律上肯定了白银作为合法货币的地位,并且解决了当时纸币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。15世纪末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,明朝与外国的交易变得频繁起来,从欧美来的大船载着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,开创了“丝银对流航线”,明朝在这段时间利用巨大的贸易顺差获得了大量的白银,对国内的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。
张居正实施“一条鞭法”的时候,正是白银大量流通时期,所以他会选择用白银作为税收指定货币。有人可能会问,为什么不用铜钱呢?
说到铜钱,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货币,这种货币使用的材料主要以铜为主,但铜这个东西只有做成铜钱时才具有货币的价值,如果做成佛像或者其他造型,这就不能拿去买东西。相比之下,白银不管做成什么,只要材料是银,就可以当成货币使用,哪怕是剪下来的碎银子一样可以拿去买东西,这就是铜钱和白银的区别。
铜钱的制作材料比较容易获取,因此民间“盗铸”的现象也常有发生,而且不同朝代所铸造的铜钱又不一样,造成铜钱的价值非常不稳定。比如明朝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,到了明朝末期,诸侯王各自为政,也纷纷铸造自己的铜钱,像江浙鲁王的大明通宝、南京弘光帝的弘光通宝等等,后来造反的人也要铸造自己的铜钱,像李自成的永昌通宝,张献忠的大顺通宝。
这种情况下,铜钱就像纸币一样完全失去了管控,给市场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困扰。所以,张居正为了让国库丰盈将各项税收改为收钱为主,而这个钱的最佳选择就是硬通货的白银。
4. 论诸葛亮跟张居正的治国能力?
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,诸葛亮耳熟能详家喻户晓,张居正走在大街上没有几个知道的更不要说
没什么文化的老百姓,还谈什么治国。
其实就这么简单,就这么神奇,
5. 权臣张居正一生功过怎么评论?
首先谢谢邀请呢。要探讨这个问题,首先要先了解张居正一生到底做了哪些事,张居正的最厉害的一个头衔就是万历首辅,他在万历刚开始的那段时期内做出一系列的改革,让朝庭又维持了60年左右。张居正,字叔大,号太岳,湖北荆州人,从小就有神童之称,在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后受到徐阶、严嵩的双重重视,这在《明史•张居正传》里有着明确的记载。《明史》记载“嘉靖二十六年,居正成进士,改庶吉士,徐阶辈皆器重之;时严嵩为首辅,忌徐阶,善阶者皆避匿。居正自如,嵩亦器之”。这就说明张居正有大才,他人云亦云,万历初年,在冯保的帮助下取代高拱,成为新的首辅,开始轰轰烈烈的万历大改革。张居正改革主要做出以下政策:一,税赋改革,实行“一条鞭”法。这是一个重大改革,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收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,而且“一条鞭法”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。二,在政治上实行“考成法”主要解决官场争权夺利,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。三,军事上重用戚继光,李成梁使边境有了数十年的和平,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张居正在首辅期间进行一系列改革,一举洗尽嘉靖、隆庆两朝的弊政,使国库逐步充盈,边境安稳,百姓安居乐业,实现了“万历中兴”,张居正是当之无愧的中兴第一人,有人甚至说大明朝在那样如此腐败的情况下还能坚持50年,这要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,可见有多推崇张居正。
但人无完人,是人总有缺点,总会被人批评。虽然明史中也记载了张居正的功绩,但是我觉得他是以批评为主,觉得张居正功高摄主,居功自傲,用人完全凭自己喜好。《明史》这样记载“居正自夺情后,益偏恣。其所罢黜,皆由喜好。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。赞曰:张居正通识时变,勇于政事。神宗之初,起衰振墮,不可谓非干济之才。而威炳之操,几于震主,卒致祸发身后。《书》曰“臣罔以宠利居成功,”可弗戒哉”。
很明显清楚的看到《明史》对于张居正批评还是比较多的,他把张居正的改革一笔带过,着重来记述了张居正功高摄主,专横跋扈的事。但是我觉得这样记载还是有失偏颇,纵使张居正身前有多少不对的地方,他还是为大明朝做出了不世之功,死后怎么也不至于被鞭尸,都说死者为大,所以我都怀疑是万历对张居正的报复,他怕活着张居正,死了他也要惩罚。
总之,我认为张居正肯定是功大于过的,他为大明朝的中兴贡献了他毕生的力量,他是当之无愧大改革家,当之无愧的万历首辅。谢谢,一点点自己的看法。欢迎讨论,分享。
6. 他唯一的儿子结局如何?
顺治七年(1650年)十一月,多尔衮兴致大发,来到北古口外狩猎,那时候他贵为摄政王,地位尊贵无比,因此他出行的排场很大,可以说是一件盛事。
不过,在狩猎过程中,长期南征北战的多尔衮,竟然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去,伤势十分严重,他很快就被送到古北口外喀喇城,虽然经过了精心治疗,但他还是不治身亡了,死时只有三十九岁而已。
多尔衮死亡的消息传回北京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亲王的死亡,而是一个不是皇帝、胜过皇帝之人的死亡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
自顺治帝继位以来,多尔衮就以摄政王之职执掌军国大事,顺治帝几乎沦为傀儡,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,多尔衮以巨大的功劳,在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,因此权势熏天。
顺治二年,多尔衮晋升为“皇叔父摄政王”,他出行的排场开始向皇帝看齐,王公贵族甚至要下跪迎送他。
顺治三年,多尔衮更进一步,他将皇帝印玺拿到自己的王府中,大臣们奏事很少去宫中,更多事情是去他的睿亲王府,他甚至开始使用皇帝仪仗,并穿上了龙袍,一时间多尔衮篡位的传言开始甚嚣尘上。
顺治四年,多尔衮不再向顺治帝行跪拜礼了,“以后凡行礼处,跪拜永远停止”,这意味着多尔衮与顺治帝的差距,已经微乎其微了。
到了顺治五年,多尔衮就更多分了,竟然自称为“皇父摄政王”,以顺治帝皇父的身份自居,他还让睿亲王府彻底取代了朝廷,并且在各种礼仪上,他已经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了,他下达的命令一律称诏,比皇帝的圣旨还管用,俨然如同真皇帝。
那个时候,大臣们眼中只有多尔衮,根本没有顺治帝,顺治帝和母亲孝庄太后则饱受欺凌,甚至传言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,虽然这件事是假的,但可以看出多尔衮的权势有多大。
可以说,多尔衮在最巅峰的时候,就是清朝实际上的皇帝,他权势熏天、一手遮天,朝中大臣们多数都是他的党羽,纵然有些人对他擅权感到不满,但也遭到了他的极力打压。
顺治帝年幼的时候不懂事,对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不甚了解,等到他稍稍长大了,发现自己成为了多尔衮的提线木偶,这就让他逐渐感到不满了,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在朝中没什么根基,根本斗不过多尔衮,所以只能选择隐忍。
多尔衮去世之后,他的党羽依然活跃在朝堂上,那时候顺治帝还未亲政,因此还不是他高兴的时候,为了稳住多尔衮的党羽们,他采取了一些措施,亲自到城外迎接多尔衮的棺椁,并下诏册封多尔衮为“义皇帝”。
到了第二年(1851年)正月,顺治帝又册封多尔衮的福晋为义皇后,由于多尔衮只有一个女儿东莪,而没有儿子,顺治帝便将他的同母弟和硕豫亲王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过继给他,承袭和硕睿亲王爵位。
就这样,多尔衮在死后有了一个儿子多尔博,这一年多尔博只有九岁,就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可以说是运气爆棚了。
但是,这一举措只是顺治帝的权宜之计,为了就是向迷惑多尔衮的党羽,让他们误以为不会遭到清算,从而为自己顺利亲政赢得时间。
很多人可能奇怪,多尔衮妻妾那么多,为何没有亲儿子呢?
实际上,历史上多尔衮绝对是个风流之人,他有名份的妻妾就有十一位,没有名分的女人就更多了,这些人之中有满人、蒙古人,也有汉人,甚至还有一位朝鲜公主,即义顺公主,1650年才嫁给多尔衮,只可惜没几个月多尔衮就去世了。
在多尔衮的妻妾之中,不少人还是他抢来的,比如豪格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,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女,多尔衮在陷害豪格致死后,跟阿济格、多铎一起瓜分了豪格的妻妾,其中博尔济吉特氏与其他数名女子一起被多尔衮所得,被称为五娶福晋。
这么多妻妾,却只给多尔衮生了一个女儿,究其根本原因,大概是因为多尔衮在战争中受到了创伤,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事实上,多尔衮在辅佐顺治帝期间,有大把的机会自己当皇帝,但他终究没有走到那一步,这跟他没有儿子关系莫大,但凡他有个儿子,我觉得他是肯定会当皇帝的。
当然了,多尔衮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失去生育能力了,因此他在世期间没有过继儿子,毕竟他只有三十多岁,他还想再努力一把,为此他大肆娶妻,比如1650年娶义顺公主为妻,就有延绵子嗣方面的考量。
比较搞笑的是,多尔衮本来打算立义顺公主为嫡福晋的,但后来他发现义顺公主并不美,陪嫁的侍女也很丑陋,就下旨谴责朝鲜国王不诚心,朝鲜国王很惶恐,就送了一些美貌侍女给他,但终究没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。
总之,尽管多尔衮妻妾众多,身边美女如云,但他终究没有儿子,还在正值壮年的时候坠马去世了,要不是顺治帝将多尔博过继给他,他可能就绝后了。
多尔博跟多尔衮的关系其实很近,他既是多尔衮的侄子,也是多尔衮的外甥,因为他的母亲是多尔衮嫡福晋义皇后的同母妹,也是孝庄太后的异母妹。
因为这一层关系,多尔博是多尔衮嗣子的合适人选,可见顺治帝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,而这一做法也很好地迷惑了众人。
不仅如此,顺治帝还对多尔博十分优待,比如给予多尔博三倍俸禄,成为亲王之中俸禄最高者,并且赏赐多尔博八十名护卫,这种待遇也是很少见的。
王无子,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,袭亲王,俸视诸王三倍,诏留护卫八十员。事实上,多尔博如果继续给多铎当儿子,最多只能捞到一个低级别爵位,因为当时多铎已经去世了,次子多尼继承了豫亲王爵位,其他儿子都还没封爵,再加上多尔博年纪小,等到他长大,最多也就是个奉国公。
没成想,因为多尔衮意外去世,年仅九岁的多尔博就成为了铁帽子王,还继承了多尔衮的大量私产,幸福来得太突然,一时间让人羡慕不已。
但是,多尔博的好日子没过多久,灾难就降临了。
顺治九年,顺治帝宣布亲政,同一年他又举行了结婚大典,娶了孝庄太后的侄女为皇后,这意味着他成年了,可以独自处理朝政了,虽然他当时只有十三岁。
顺治帝亲政之后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比如提拔索尼、鳌拜等忠于皇室的大臣,对多尔衮的党羽们或明升暗降,或调离京城,总之经过一番操作,顺治帝逐渐掌握了话语权。
但是,顺治帝还感到不满足,他知道自己想要大权独揽,就必须彻底清除多尔衮的流毒,他的这一想法被臣子们知道了,于是纷纷上书弹劾多尔衮。
最终,顺治帝公布了多尔衮十四宗罪,比如谋篡大位、独断专行、迫害肃武亲王豪格及其子嗣等罪,下令剥夺多尔衮的皇帝封号和一切待遇,将多尔衮毁墓掘尸,一众党羽则全部遭受处罚。
不仅如此,顺治帝还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,撤去多尔衮配享太庙的权利,甚至剥夺了多尔衮的宗室资格,并将多尔衮的家产全部抄没。
在这种情况下,多尔博的爵位自然是保不住了,他很快就被削去了爵位,从睿亲王府搬了出来,重新成为了多铎的儿子。
从多尔博受封和硕睿亲王到一无所有,前后不过数月时间,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,当然了这一切本不属于他,也就谈不上所谓得失了。
只不过,多尔博毕竟给多尔衮当过儿子,又是多铎的亲生儿子,因此也必然遭受打压,顺治帝下令将他与东莪一起交由多尼看管,此时多尼已经被剥夺了和硕豫亲王爵位,先改为信亲王,后来又改为信郡王。
所谓“看管”,其实就是变相囚禁,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,待遇也就相当一般了,这对多尔博和东莪来说显然太残酷。
就拿东莪来说吧,她从小就聪慧美丽,多尔衮很疼爱她,她也生活得十分幸福快乐,只可惜在她十几岁的时候,多尔衮就去世了。
关于东莪,有这么一个故事,说多尔衮还在世时,有一次东莪去寺庙中上香,偶遇了一位姓陈的秀才,陈秀才长相儒雅,还写得一手好书法,东莪很喜欢他,就将他聘请到王府上担任文书,两人长期相处,可谓情投意合。
后来,多尔衮开始为东莪选夫婿,选中了一位蒙古台吉,他其实是知道陈秀才的,但他不愿意女儿嫁给一位穷秀才,就给东莪与蒙古台吉订了婚。
只可惜,东莪订婚后不久,多尔衮就去世了,她也自此成为了多尼的奴才,与那位蒙古台吉也解除了婚约。
陈秀才对东莪一往情深,为了跟东莪在一起,他竟然想要投身到信王府中为奴,但有一次他与东莪私会的时候,东莪劝他不要这么做,他便开始残疾科举,后来考中了进士,成为了官员,刚好那时候多尼将东莪给释放了,这才与他在一起,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
这个故事没有记载的正史中,但一些学者认为有一定真实性,不过也有人说东莪嫁到了蒙古,总之不管哪种说法,东莪的最终结局应该还是不错的。
相比于东莪,多尔博的结局就很一般了,他在信王府囚禁了多年,一直到顺治十四年,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了,对多尔衮的怨恨减轻了不少,这才将多尔博封为多罗贝勒,但多尔博的行动依然受到限制。
多尔博在囚禁中生活了二十多年,一直到康熙十一年去世,死时只有三十一岁,这个可怜的孩子,因为给多尔衮当过儿子,从九岁开始遭受打压,而且年纪轻轻就去世了,是在太悲惨。
故事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,因为到了乾隆时期,多尔博的子孙又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这是怎么回事呢?
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,乾隆帝发布了一个诏令,说多尔衮是被人诬陷的,他其实是个对清朝有大功劳之人,不应该落得这个一个结局。
为此,朝臣们展开了议论,最终决定恢复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,重新录入宗室成员名单,修复他的陵墓,为他上谥号为“忠”,并从宗室中选择一人继承他的爵位。
乾隆帝之所以要为多尔衮翻案,其实是为了加强宗室之间的团结,从而稳固自身统治地位,毕竟那时候宗室逐渐式微,乾隆帝兄弟也不多,他必须拉拢一批宗室为己所用。
其实,当时乾隆帝不光是为多尔衮翻案了,还为多尔衮的两个兄弟,以及参与九子夺嫡的一众叔伯翻案了,他认为自己要当一个盛世明君,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。
那么,选谁当多尔衮爵位的继承人,是最合适的人选呢?
这个时候,有人想到了多尔博,他曾经过继给多尔衮当儿子,是多尔衮法理上唯一的儿子,虽然后来回到本家去了,但也没人比他的子孙更合适的人了。
找来找去,最终大臣们找到了一个叫淳颖的人,他是多尔博的五世孙,多尔博第二子苏尔发的四世孙,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出生,十岁的时候继承辅国公爵位,是多尔博的嫡系传人。
于是,乾隆帝册封淳颖为和硕睿亲王,并追封淳颖父亲如松以上四代为睿亲王,从而确定了睿亲王的世袭。
就这样,二十七岁的淳颖白捡了个铁帽子王,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,他也由此成为第三代和硕睿亲王,谁能想到多尔衮死后一百多年,睿亲王爵位还能后继有人呢?
不仅如此,淳颖还受到了乾隆帝的重用,先后担任宗人府宗令、都统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等职务,嘉庆四年的时候去世,死时四十岁。
从淳颖开始,睿亲王世袭就再也没断过了,后来又出现过六位睿亲王,是清朝十二位铁帽子王之一,一直到清朝灭亡也断绝传承。
大家要注意的是,多尔衮之后的所有睿亲王,都是以多尔衮子嗣实现传承的,这是因为多尔博作为多尔衮嗣子的身份,被乾隆帝重新确定了。
而多尔博的亲生父亲多铎的和硕豫亲王爵位,同时也被乾隆帝给恢复了,这样多铎家族其实是出了两位铁帽子王的,这在清朝历史上是仅次于代善家族的,因为代善家族前后一共出过三个铁帽子王。
总结一下,多尔衮一生三次与皇位擦肩而过,最接近皇位的一次是他成为摄政王之后,但他终究没有走出那一步,还在正值壮年的时候去世了,死时没有儿子。
为了加强皇权,顺治帝让多尔博成为多尔衮的嗣子,继承和硕睿亲王爵位,却也因此给多尔博带来了大灾难,多尔衮被清算之后,多尔博也遭受牵连,被囚禁了二十余年。
不过,到了乾隆时期,随着多尔衮被平反,多尔博的子孙也因此受益,继承了和硕睿亲王爵位,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,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因祸得福吧。
通过多尔博的故事,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,也可以看到历史故事戏剧性,现在读来也颇让人寻味,大家对此有何看法,欢迎参与讨论!
7. 如果张居正不死明朝会不会灭亡?
张居正如果不死,改革持续下去的话,大明的国祚会延续一些年,但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灭亡的命运。
首先,我们从中外历史和国家政体上纵向和横向比较,会发现:历史地看,没有哪个朝代的政权能永远延续下去,再强盛、清明的王朝,到了一定阶段,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积弊和腐败。当这些弊端和腐败积累到一定阶段,就会爆发出来,然后社会持续动荡,终至于崩溃,随后改朝换代。即便福山所谓能终结历史的现代西方社会制度,扒开了看,两党制、议会制,总统(首相、总理)几年一换,大家轮流坐庄,其实按中国历史经验来看,也是换了朝代,因为政治政体虽然没换,但执政者换了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,不也是政体没换,只换了执政者吗?区别只在于:后者过渡更为频繁,时间短到不易察觉,是和平过渡。
其次,张居正如果不死,他的改革持续下去,会使国家更为强盛,明朝再延续几十上百年,这是有可能的。
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成就,一是整顿吏治(考成法)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加强绩效考核且严格执行;二是改革财政税收制度(一条鞭法)。
关于吏治整顿。张居正下令裁撤政府冗员,行政事务落实到人,造册登记,按时间查询是否执行,考核执行效果。这些改革,从根本上减少了政府吃财政饭的人员数量,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,政府雇员不再人浮于事互相推诿,政府事务有了对应的人员执行,公共事务不再空转。这些改革的确行之有效。但张操之过急,没有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,形成统一的社会氛围,且配套措施也欠缺,遇到的阻力过大,导致他死后人亡政息,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果。
财税体年改革的“一条鞭法”,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。统一勘查全国土地,统一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,把原来按人口数和户数征收的捐税,改为按实有土地和人口数量征收,这从根本上动了大地主、知识分子甚至皇室成员的利益——这些人是大明的精英阶层。原来的征税纳捐方法,是按人口数和户数算的,大地主一户里面人口众多,几十上百人都算一户,老百姓几口人也算一户,原来的征税方法自然有利大地主。且大地主通过瞒报土地的方法大量避税,现在按测量的实有土地征收,且大地主拥有的土地远大于普通百姓,应纳捐税大幅增加。
因此,张居正改革虽然有利于朝庭,却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,导致死后遭到清算,被抄家,其子自杀,后来还是恢复“祖宗成法”,大明也终于走到了末路。
历史就是如此吊诡:张居正的改革,大利于朝庭,却有损朝庭精英的利益;不改革,精英保住了利益,大明却将江河日下。但最终,精英们还是选择了眼前的花团锦簇。1644年,李自成进京,刘宗敏捉拿拷问大批晚明官员、贵族、皇室,几十年前他们极力想保住的金银财宝珠玩玉器,到底还是吐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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